刷脸支付之所以在这次疫情中受损更加严重，是因为刷脸支付相比扫码、POS等支付方式，商户属性更强。一旦商户侧如果遇到关店、营业困难等问题，便直接切断了刷脸支付交易流水。
另外，刷脸支付设备受理场景多为服务行业，特别是依附餐饮和酒店等领域。餐饮、零售等行业又是受这次疫情打击程度深的行业之一，客流量较为集中的服务行业多属暂停营业状态，没营业也就意味着没有流水，刷脸支付的展业者分润也就无从谈起。
2019年刷脸支付已经破亿，微信支付宝对刷脸支付的补贴也不断加码，各服务商代理商为了抢占商户资源也不惜垫资为实际商户免费安装刷脸支付机具。就当前疫情形势来看，刷脸支付的铺设规模将在一季度较难取得突破，而疫情遏制在之后，用户防范心理又会延长刷脸支付复苏周期。
与其科技含量一致，刷脸支付对支付流程的变革远较条码支付、指纹支付等为甚。所谓刷脸支付，其主要特色是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验证客户是否本人、是否具有交易意愿的安全工具。而由于人脸的被动性（不能够主动发起交易）和非接触性（不需要和设备直接接触），前述两重验证客观上也就合二为一了。这就造成了好坏两重效果，从积极方面看，操作更加便利，对特定人群如老年人等更加友好，验证是否本人更加直接（刷卡、扫码等只是根据客户输入与预留密码一致的密码等来反推是本人操作）；但从消极方面看，单纯刷脸对客户交易意愿的验证很是薄弱，在很大程度上缺少证明效力。
当我们泛泛而谈刷脸支付的资金安全隐患时，津津乐道地总是3D打印、算法攻击、隔空盗刷等吸引眼球的“硬核”科技。然而，由于成本与收益的极其不对称，这些技术往往停留于实验或偶发层次，影响的与其说是客户的资金安全，不如说是企业的估值前景。然而，签约意愿验证的薄弱却可能成为刷脸支付的“阿喀琉斯之踵”。从法律性质上讲，支付是合同履行的事实行为而非具有“要约-承诺”结构的合同法律行为，其发生不需要双方合意，因此也就无法从另一方的意思表示反推，法律意义全依赖于对客户是否本人/是否具有交易意愿的主动辨识。
过去，刷卡、扫码普遍有输入密码的过程，指纹至少也有去主动验证指纹的动作，这些行为都是客户交易意愿的诠释。而前述刷脸的被动性和非接触性，再叠加对“快捷”的追求，则使这些主动行为无从放置。后果一方面是客户有可能在不具有交易意愿的情况下“无感”支付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机构也可能因为验证缺失、举证薄弱而被不良客户反噬。
为了在不损害快捷体验的前提下尽量平衡安全防护，曾有方案认为可以限定刷脸距离，同时要求一定的眼睛注视时长。然而这并非治本之策。首先，注视时长作为一个验证方式，其法律效力本身就未受广泛认可；其次，其作为证据发挥作用又需要留存，进而引发信息安全顾虑；后，从合规角度讲，包括刷脸在内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本身就定位于“辅助手段”，眼睛注视恐怕也概莫能外。
